对标找差  提升能力

切实加强我市公共卫生体系建设

这次应对突如其来新冠肺炎疫情的实践充分证明，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城市，切实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极端重要性，这是事关民生福祉、经济持续发展、社会平安稳定的重大问题。苏州未来要巩固小康成果、加快现代化进程，努力建设国际化大都市，加快提升城市公共卫生治理能级，坚决守牢公共卫生安全防线，是题中应有之义，只有这样才能更好体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可以说，公共卫生的治理能力已成为衡量一座城市高质量发展和竞争力的关键指标，亟待我们充分重视并切实加强。最近，上海发布《关于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要把上海建成全球公共卫生体系最健全城市之一，到2025年形成统一高效、响应迅速、科学精准、联防联控、多元参与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打造平战结合、专业化、复合型、高水平公共卫生人才队伍，疫情监测、疾病救治、物资保障、科研攻关能力显著提升。这对我们切实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市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取得快速发展，根据专业研究机构统计，我们以17个万亿以上GDP城市进行综合比较分析，苏州的个别指标相对靠前，比如，苏州的公共卫生服务在17城市中居第6位，得分0.71，得分最高的是深圳（0.86），其次是杭州（0.81）、上海（0.78）、广州（0.78）、无锡（0.76），位列前五。比如，公共卫生饱和度指标反映的是医疗资源总量和医疗服务效率情况，整体医疗资源较为充沛的前三名城市，分别是无锡、苏州、天津，表明当地医疗资源总量与社会发展需求较适应。但从其它指标看，苏州还存在一定差距。

第一，从公共卫生基础能力看，苏州基本处于末位。以每万人卫生机构数、每十万人三甲医院数、每万人社区服务中心（站）数评价，杭州以0.74分排名第一，北京（0.61）、青岛（0.61）、武汉（0.53）、南京（0.49）、成都（0.44）排名2-5位，其它依次为：广州（0.41）、长沙(0.38)、郑州（0.38）、宁波（0.36）、天津（0.3）、重庆（0.28）、深圳（0.23）、佛山（0.22）、上海（0.16）、无锡（0.15），苏州居末位（0.06）。每万人卫生机构数，代表着一座城市的医疗卫生总体水平，三甲医院代表着该城市卫生医疗的最高水平，每10万人的三甲医院拥有量的指标越高，说明当地居民能够享受到高等级医疗服务的机会越高。17座城市的三甲医院的平均拥有量为0.1958个/10万人，以平均线划分，9座城市在平均线上。依次为广州（0.36）、南京（0.32）、武汉（0.31）、杭州（0.27）、北京（0.26）、青岛（0.26）、郑州（0.24）、天津（0.20）、成都（0.20），其它依次为长沙（0.18）、佛山（0.15）、深圳（0.14）、上海（0.13）、无锡（0.12）、宁波（0.11）、重庆（0.10），苏州居末位（0.07）。基层卫生机构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代表着公共卫生服务的均衡化能力，作为基层卫生服务的重要一环，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村卫生室、门诊部、诊所、卫生所、医务室、护理站等，在非疫情时期，其万人拥有量，凸显了一座城市的医疗卫生公平性可及性。17座城市每万人的社区服务中心（站）平均拥有量为0.43个，6个城市达到平均值以上。杭州最高，达到1.33个/万人，也是唯一突破“1”的城市，依次是北京（0.97）、宁波（0.67）、南京（0.57）、深圳（0.51）、佛山（0.48）、上海（0.41）、天津（0.37）、长沙（0.35）、武汉（0.32）、青岛（0.30）、郑州（0.29）、广州（0.22），苏州（0.16）居第14位，重庆（0.15）、成都（0.15）、无锡（0.10）。

近年来，杭州在“提高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方面投入了大量的财力物力，推出了多项扶持政策，其目标是逐步解决农村卫生和社区卫生服务能力弱、群众信任度差、基层资源利用率低的问题。家庭医生签约是实现分级诊疗的基础。早在2014年，杭州市就实施了医养护一体化签约服务，初步架构起具有自身特色的医养护一体化智慧医疗服务模式。2016年出台的杭州市区医疗卫生设施布局规划（修编），提出每个街道或乡镇应至少配置1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乡镇卫生院，大于10万人的街道或乡镇应增设。2017年，县域医共体建设展开，杭州市的优质医疗资源进一步下基层下沉，包括社区服务中心（站）在内的基层医疗机构，得到了人力、财力、物力的更多支持，也让社区居民加强了对社区医疗机构的信任感与信赖度。同时，杭州发挥在电子信息产业方面的优势，从2009年就开始打造连通市、区（县）的二级健康服务平台，把健康档案数据和电子病例进行共享，以身份证为依托，做到身份识别、不重复建档。可以说，杭州的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已走在全国前列。

第二，从公共卫生投入看，苏州位次明显靠后。这一指标主要衡量地方政府在该方面的财政投入力度，以及居民在卫生支出方面的负担情况。世界卫生组织研究表明，公共卫生的整体投入产出比可达1:5.5，对经济发展能够产生较大的促进作用。公共卫生投入方面，北京市成为17座城市中公共卫生投入力度最强的城市，北京在卫生总费用、个人现金支出占卫生总费用比重等方面均取得不错表现，成为该领域全国其他城市的标杆，得分0.72，其它依次为成都（0.70）、武汉（0.55）、广州（0.49）、重庆（0.47）、上海（0.45）、深圳（0.44）、佛山（0.42）、郑州（0.38）、杭州（0.31）、长沙（0.30）、南京（0.24）、青岛（0.23）、宁波（0.20），苏州居第15位（0.19）。17座城市的卫生总费用平均投入为1006亿元，7座城市超过这一平均值，分别为北京（2193.8亿元）、上海（2087.09亿元）、武汉（1924.7亿元）、重庆（1179.67亿元）、深圳（1155亿元）、成都（1147亿元）、广州（1107亿元）。苏州居第9位（744亿元）。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反映了一座城市的财政在医疗卫生方面的投入力度，其投入方向具体包括医疗卫生管理事务、公立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支出、公共卫生、医疗保障、中医药、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事务、计划生育等。17座城市的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占当年财政支出比例的平均值为6.66%。7座城市达到这一标准，支出占比最高的是佛山市，达到10.90%，依次为重庆（8.2%）、武汉（8.1%）、成都（7.6%）、北京（6.6%）、青岛（6.6%）、深圳（6.6%）。苏州居第13位（5.8%）。

佛山市的投入占比均超过10%，表明该城市在近年来财政投入力度较高，反映出该地区对医疗卫生领域的重视程度。事实上，自2010年佛山市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以来，财政投入年平均增长率达25.48%，远高于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和支出的增长比例。根据计划，佛山市还将继续逐步提高财政对公共卫生事业的投入，提高政府卫生投入占经常性财政支出的比重。而且新增政府卫生投入重点用于支持公共卫生、基层医疗卫生和基本医疗保障，同时把重大疾病防治及突发公共事件的卫生应急处置等专项经费列入了财政预算。

第三，从传染病防治能力看，苏州位次不具有明显优势。根据每万人拥有传染病医院床位数、每十万人传染病感染率、每十万人发热门诊数、每十万人疾控中心数等指标，17座城市平均分值0.42，超过平均值的有9个城市，成都得分最高，为0.60，依次为南京（0.60）、无锡（0.59）、青岛（0.57）、杭州（0.53）、北京（0.50）、武汉（0.48），苏州居8位（0.47），郑州（0.45）。总体来看，疾控中心的分布与城市行政级别呈正相关，重庆、北京和青岛所拥有的疾控中心最多，分别是41、29和26家；其后是天津和成都，各有23家，其余12座城市疾控中心数均不足20家。上海19家。苏州11家，居第14位；疾控中心平均配置卫技人员数，上海人才配置力量最强，平均每家疾控中心拥有122名卫生技术人员，北京为105名，其余15座城市每家疾控中心所拥有的卫生技术人员均不足100人，苏州居第12位（54人）。

相对来看，北上广传染病救治实力最强，据复旦大学发布的《2018年度医院排行榜》，全国传染与感染科综合实力最强的10家医院，北京上榜最多，共有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等4家；上海有3家，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是全国传染病科的“硬核”担当；杭州、广州、成都则各1家医院上榜，坐落在广州的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位列全国第四。上海在2008年率先建立了三级防护网络，即市、区（县）、社区医院防控体系，这套体系在此次疫情中被很多地方借鉴使用。其中，第一级防护网络为市级疾控中心，主要负责防控工作制定、疾病监测和督导等工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上海疾控中心在全国领先建立的基于指标和基于事件的疾病监测体系。基于指标的监测从疾病监测逐步扩展症候群、疾病、危险因素和事件监测系统，建立呼吸道、消化道、发热伴皮疹、发热伴出血等症状监测系统，可第一时间发现新发传染病；基于事件的监测包括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及其苗子事件监测、舆情监测。这套信息报告网络，覆盖了上海所有的医疗机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采供血机构。作为第三级防护网络的社区服务中心，在此次疫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社区的公共卫生医师主动上门排查“四类人员”，门诊则是实行首诊负责制，对所有病人采取体温监测和流行病学询问，一发现发热病人及时转诊至附近发热门诊，最大限度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在此基础上，上海在全国率先建设微型“发热门诊”，即在现有117家发热门诊基础上，增建182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发热哨点诊室，将监测关口进一步前移，公共卫生“防护网”覆盖力度进一步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