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领导参阅第4期 | 解读上海发展背后的脉络
来源:太湖书院   日期:2021-09-06   浏览:483

本文以上海发展亲历者的经历和视角,从推进现代化建设方法论角度,站在中观层面,多维度解读上海发展背后的脉络,对宏观问题仰望,对微观问题俯视,以接天线、接地气。所述观点和看法,为读者提供新的视角,带来新的启迪。

上海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认识上海发展是打开当代中国之门的一把钥匙。国家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短短40多年来,中国跨越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发展历程,开创了“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在国家快速崛起的大背景下,上海的发展举世瞩目,现在上海又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向着建设全球卓越城市的目标而努力。我觉得,上海发展背后的脉络走向主要有这么几条:

第一条,市场经济帮助上海很快繁荣起来

当初,上海搞市场经济,实际上是被逼出来的。有两件事,给我印象很深:

一件是郊区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这对当时上海的国企冲击很大,20世纪80年代上海的国企普遍还是计划经济,生产靠计划,资源靠调拔,产品靠包销,企业的主要任务是组织生产,乡镇企业却是一张白纸,要想崛起,必须走新路,只能搞市场经济。开始时,阻力很大,各种责难和非议很多,一度承受着很大的社会压力。即使如此,乡镇企业还是以不可阻挡的历史必然性迅猛发展,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很快就成为了上海经济发展中一支较为活跃的力量,形成了全市国民经济“三分天下有其一”的格局,最终走出了一条市场配置资源、市场决定生存的发展之路。

另一件是“姓社”“姓资”的争论。青浦西面有一个乡叫蒸淀,在陈云故乡练塘镇的西边,地理位置偏僻,很长时间里发展不起来,经济社会比较落后,老百姓没什么收入,乡政府要维持正常运行都很困难。当时,他们实在没有办法了,就想搞一个私营经济开发区。乡党政子所有成员都为此签字画甲,就怕在政治上犯错误。乡党委的决定上报到县里时,县领导都不敢表态。但台湾、香港报纸在第一时间做了报道,说“陈云故乡在搞资本主义”。为此,陈云还专门把青浦县和练塘镇的领导邀请到上海西郊的虹桥迎宾馆了解情况,对家乡的发展也给予了鼓励。

实际上,围绕“姓社”“姓资”问题,大的就有三次统一认识,第一次时刚开始争论很大,邓小平就表态说“不要争论”;第二次南方讲话针对性很强,邓小平明确指出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第三次是我国加入WTO的时候,对要不要融入全球化也有过争论,最后还是决定加入。这些年来我们坚定搞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经济发展在很短时间内就取得了很大进步,很快就做大了中国的经济体量和规模。

第二条,改革开放帮助上海打开了生死之路

在“文革”基础上搞改革开放,这是被逼至此的事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国家实行改革开放后,中国整个社会的创造活力极大焕发,国家的发展源泉充分涌流,很快就由一个极端贫穷落后的国家变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上海的命运完全与整个国家的改革开放紧密联系在一起,浦东开发开放之前,上海的对外开放虽然取得初步成效,但无论是规模、程度还是速度、领域等方面,都明显落后于南方开放城市,上海在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曾独领风骚的地位日益下降,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都很困难。邓小平以博大的胸怀说他有责任,浦东的开发开放考虑晚了,上海应该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发展再好一点。在中央的支持下,1990年浦东拉开了开发开放的帷幕,上海发展很快就打开了新局面,成为中国改革发展的代表和形象。用邓小平的话说:“开发浦东,这个影响就大了,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

历数上海的发展历程,结论是两句话,一句是如果不是改革开放,上海就不可能会有现在的局面;还有一句是当制度不能代表人民利益的时候,就必须进行改革。总之,没有改革开放,上海就不可能有这么好、这么快的发展,是开放促进了改革,改革推进了发展。

上海的发展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

一是沿海经济发展阶段。主要是以开放拉动发展,动力是开放。最 先是邓小平在深圳划了一个圈,接着上海等一批沿海城市相继开放,最 后再到海南岛全面开放。上海作为国家第一批开放城市,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出台了各种鼓励政策,通过招商引资,大量把国外境外的项目、资金、人才、技术、管理、理念引了进来。当时的发展局面,现在回想起来仍令人难以忘怀。必须清楚,那时国家各行各业百废待兴,加上长期闭关锁国,要推行改革发展困难和阻力都很大。改革先从农村起步,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了温饱问题。然后,城市改革发展更加波澜壮阔和蔚蔚壮观。这个阶段,方法是用改革促发展,“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举全国之力,一个战役一个战役地打,很快让一部分有条件发展快一些的地区先发展了起来。

二是板块经济发展阶段。主要是以投资拉动发展,动力是投资。通过大规模的“铁、公、基”投资建设,全国迅速形成了几大区域性经济板块,如长三角板块 、环勃海经济区、泛珠三角板块、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和西部板块、西南边陲等,先是把发展的“骨架”搭好,然后再一块一块地把“肉”填进去,经济呈现扁平化、一体化和同城化发展,中国的经济体量和规模迅速做大。这个阶段,中国经济发展不仅基础设施、公建配套等硬环境做起来了,而且发展的速度和规模也很是抢眼,上海实现了“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浦东开发开放是代表,成为了上海现代化建设的缩影,中国改革开放的象征。20世纪90年代,是上海城市建设大规模推进阶段,持续高强度的投入,解决了“交通难”“通信难”“住房难”等突出矛盾,规划建设了一批高标准的城市基础设施。

三是城市经济发展阶段。先是以工业化拉动发展,后来以城市化拉动发展,发展动力是工业化和城市化。抓手,一是开发区建设,二是城镇化建设,使上海快步迈入后工业化阶段,城市化率也很快达到90%。这个阶段,上海城市功能开始转型,现代化建设空间有了极大拓展;市区体现了上海的繁荣繁华,郊区体现了上海的实力水平;“四个中心”建设步伐加快,基本框架初步建成;郊区的发展非常迅猛,成为了上海发展的主战场和主要增长极。

四是平台经济发展阶段。特点是创新驱动,转型发展,动因是数字领域的革命带来的颠覆性变化,以“互联网”、云计算、3D打印、物联网、人工智能为技术支撑,推动上海平台经济蓬勃发展。先进技术成为了各城市经济体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产业链拉长分工越来越细化,三大类产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呈高度融合发展,新经济形态不断涌现,推动城市创新变革,平台经济最 大的优势是“赢者通吃”。

上海发展主线明晰,就是改革开放贯彻始终,结论就是,不改革,上海就不能前进;不开放,上海就不可能发展;改革开放要想成功,必须坚持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相结合。

第三条,聚焦发展帮助上海心无旁骛搞建设

上世纪8090年代,上海主要是解决难发展的问题。难在哪里?

首先是钱从哪里来?上海的城市建设,历史欠账很多,“文革”后百废待兴,需要花钱的地方很多。整个80年代,全市用于城市基础设施改造建设投资共225亿元,相当于前30年总投资的7倍。财政没有钱,银行也没有钱,怎么办?上海创造性地想出了“3块钱”的办法,解决了城市建设投资用钱的问题。1块是土地,向老祖宗要钱;1块是股市,向全国人民要钱;1块是外资,问外国人要钱。

其次是人到哪里去?大批上山下乡的知青返城,大量的产业工人下岗,许多大学生毕业需要就业,企业经济效益都不好,就业岗位就那么一些,怎么办?这就成了很大的问题,如果解决不好,上海就会不得安宁。那时,上海的措施是3条,改革就业体制,建立劳动力市场,广开就业门路。

再有是发展怎么切入?1990年,中央作出了开发开放上海浦东的决定,当时上海的战略是“声东击西”,想通过开发浦东来振兴发展浦西。这一战略是正确的,取得了巨大成功,不仅浦东发展起来了,而且浦西真正得到了振兴,上海这座社会主义国际化大都市才有了飞速进步。

进入新世纪后2000年至党的十八大这段时间,主要解决上海发展起来后的问题。上海发展起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就是遵循发展中的问题要用发展的方式来解决。

一是股市房市问题。因为国内投资渠道实在太少,大家都很加关注股市和房市。股市是国家的,但上海有市场,不得不重视,不能不管。房市上海有特殊性,房价高些有合理性,但百姓收入不高,房价又涨得疯狂,上海以大局为重,想了许多办法,形成了商租并举的格局。

二是“三农”问题。上海的城镇化并不滞后于工业化,但没有解决好乡村问题,为工业化剥夺农业,靠抽取农村资源建设城镇,偏离了初衷,城乡差距进一步加剧。有一句很形象的比喻,上海“市区像欧洲,乡镇像非洲”。乡村不振兴,城乡不平衡,“三农”问题日益成为上海城市升级的包袱。

三是城市规划问题。主要是,市域城市群建设进展缓慢,城市空间结构布局和城镇体系有待优化;建设用地规模偏大,土地资源利用效率低下,郊区城镇化空间受限。上海中心城区与长三角城市之间缺少过渡性节点城市,现在的城镇体系难以与长三角城市群融合发展,承载国家赋予上海的核心城市重任会很吃力。

四是经济结构问题。上海经济结构,国有占半壁江山,这个格局全国最 高。央企占25%,地方国企25%,外企也是25%,还有25%是民营经济。最 好的结构应是31/3,即国资、民资、外资各1/3,三足鼎立是最稳定、最合理的结构。结构要比总量重要,把结构问题解决好了,上海国企改革就能走出新路来,就能抢得经济发展的主动权。

五是城市安全问题。首先是运行安全,这么大的城市,这么多的人口,要安全运行,问题特殊、情况复杂,上海似乎每天都是坐在“火药桶”上,什么时候发生问题都有可能。不发展到相安无事,发展后却什么问题都来了。其次是经济金融风险,上海经济外向度特别高,就很难独善其身。还有是平安上海,城市安全稍不留意,就会出事情。

六是财税体制问题。有句顺口溜叫作“中央财政蒸蒸日上,省市财政稳稳当当,区县财政摇摇晃晃,乡镇财政空空荡荡”。区县基本都是吃饭财政,乡镇财政空壳很多。财税体制有许多的不合理,财权与事权极不匹配。要发展就得举债,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日益突出,投资发展能力受限。尤其企业,税赋过重。

七是基层建设问题。社会处在转型时期,各阶层利益多元和诉求多样,需要重新组织和构架。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什么事情最终都要落到基层,但基层是老办法不灵、新办法不明。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重要而紧迫。如何精细化管理城市,上海不断探索,逐步深入,推进突破。

八是环境短板问题。一段时间里,为了把经济搞上去,我们在环境上付出了很沉重的代价。群众呼声很大,社会反映强烈,成为了发展的短板问题。

第四条,民生为大帮助上海不断提升城市温度

上海坚持把解决好民生问题作为城市建设的重头戏,演绎出了“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实行了全民医保社保,市民财富大大增加,中产阶层不断扩大,人均寿命超过发达国家,社会治安成为了最 好的地方。这反映了我国社会制度的最大优越性,让人民可以得到最 大的实惠。主要走了两步:第一步,首先解决贫困人群的民生需求问题。针对性地做了两件事:一件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重视抓了郊区发展缓慢地区的帮扶脱贫工作,让还没有发展的地方能发展起来、还没有富裕起来的人群能富裕起来,促进城乡、区域和阶层间的协调发展。还有一件是,出台各种民生政策,把以人为本作为日常行为加以落实。坚持均衡化的民生政策,坚持阶段化的推进政策,重视解决人民群众获得感和满意度不高的问题第二步,面向各阶层的不同需求来落实民生。上海的城市发展逐步由经济导向为主转变为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更加关注“人”的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主动顺应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第五条,创新转型帮助上海现代化建设不断上台阶

上海先是体制上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用了30多年的时间,还在改革完善之中;接着是产业上由传统工业转向服务经济,这条路走得很累,应该还有一段路要走。未来,转型升级打造新经济不仅有国内、国际两个巨大的市场,还个巨大的增长空间,一个是创新服务经济,一个是城市体经济,发展定会越来越好。

但是,无论是国家经济体还是城市经济体,发展都不可能一帆风顺。横亘在上海面前的有三道坎,即防范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当好创新发展的排头兵和先行者、提升上海在长三角城市群中的核心城市功能,都必须要跨越过去,否则就没有出路。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上海的创新转型呈现出了加速推进的新特点,集中体现在科创中心和自贸区建设上。上海科创中心,是上海现代化建设再上新台阶的重要标志。核心技术是决定性的力量,它可以决定各国家经济体、城市经济体,甚至是微观经济体的强盛与衰亡。为什么上海的制造业大而不强,因为核心技术掌握在人家手上;为什么上海许多的展会是展品多产品少,因为科技一直在自转没有公转,就是没有围绕产业化、围绕企业、围绕市场去服务;为什么上海有航天、航空、航海、航母,有神舟、北斗、蛟龙、核电,还有重装备等,但上海的制造业仍是目前这种水平,因为上海没有像美国那样有国防高科技直接转化成民用生产力的机制;等等这些,要求上海必须把握新技术革命大方向和产业发展大趋势,坚定地从创新链走向产业链。上海建设在全球最 具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就是主动顺应这一要求的必然选择。

第六条,党建引领帮助上海提供发展保障

做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解决发展的问题关键靠党。上海现代化建设遵循了一条基本规律,就是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发展到什么阶段,党的建设就要推进到什么阶段。这是我们最 大的发展优势。

首先体现在地方党委的重大决策上。正确决策是各项工作成功的前提,涉上海发展问题,仅靠少数人很难做到决策科学。决胜料事,决战料情,全局性、战略性决策,智不备于一人,谋必参诸群士,提高决策水平和执政能力,做到很重要。从浦东开发开放研究决策,到重大工业项目引逼政策制定、世博会的选址举办,从市委“14+3”重要调研课题的组织推进,到民用大飞机研究和落户上海、半导体装备制造业研究和落户上海、TFT液晶平面的研究和投产、崇明生态岛开发研究和新能源开发研究等,从增值税扩容(营改征)改革试点到自贸区建设试点,从创新社会治理到科创中心建设,等等,上海不少重要决策形成和重大工作推进,通过制度性安排形成了有效的决策运行机制尤其在上海现代化推进的不同阶段能不断提出有深度、有份量、有针对性的战略性思考

这些年来,上海坚持用改革精神推进党建改革率先在全国进行了司法改革、群团组织改革、严禁领导干部家属子女经商办企业改革,探索创新了两新组织党建、区域化党建、社区共治党建、楼宇党建,严格执行了巡视制度、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八项规定监督制度、问责追责制度等。我们重视打牢党建的“四梁八柱”并不断加以完善,要紧的是,要防左、防过,不自己折腾,坚定地往前走,形成一级做给一级看、一级带着一级干、下级向上级看齐的环境氛围,努力形成斧头吃凿子、凿子吃榫头,一级管一级的责任担当和工作局面。

 文章作者:冯登道,中屹科技与金融创新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上海社科院应用经济研究所特聘研究员,苏州太湖智库咨询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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